一位晚清县令的背影
李巨川
1994年年底，德国的独立电视人托马斯抗着摄像机来拍摄苏州工业园区启动工程现场。面包车沿着半幅通车的苏斜路（后来正式命名为金鸡湖路），由西朝东一直开到金鸡湖畔。托马斯沿着湖，径自朝一条地图上没有标出的长堤走去。那堤很长很长，直插湖心。堤上长满芦苇，路不好走。托马斯不愧是个摄像高手，他坚持前行好几十米，然后调转镜头，隔着湖面，对准了金鸡湖西岸的宏大建设场面。我跟上去看，这果然是个绝佳的拍摄角度。
这是一个什么半岛？他问。
我算是“地陪”，理应熟悉地情的，可是回答得不好。我只告诉他，这不是岛，是一条古时的人工堤坝，好像叫李公堤吧。
李公是谁？他又问。
我只好把问题交给了赶来围观的金厍村村民。
一个妇女说，李公嘛，是个姓李的做官人吧。他筑这个堤那，是为顾怜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叫它李公堤。
担任“全陪”的是北京国家广电总局派来的一位英语翻译，托马斯可以听懂英语。对于当地话“顾怜”这个词，翻译在英语表达里用的是“He loves his people”。这一转换，托马斯看似懂了，但我心里颇不以为然。天哪，“顾怜”变成“love”，还能剩下什么呢。
就是这样，我第一次认识了李公堤，并且第一次记住了“顾怜”这个当地方言中内涵非常丰富的词。
利民壮举 碑石为证
金鸡湖是苏州工业园区怀抱的一块美玉，早在开发前，就引起了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规划师的重视。李公堤，这样一条伸进湖心两公里的现成的美岸长堤，粉桃绿柳、碧水白浪，更使景观设计师们浮想联翩，灵感叠现。
金厍村村民说的那个“姓李的做官人”，是指光绪年间两度任元和知县的四川合江人李超琼。金鸡湖是娄江和吴淞江之间通航的必由之路，水面浩瀚，无风三尺浪，常发生翻船事故。光绪十六年（1890），新上任的元和县令李超琼用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民工把战争留在苏州城里的砖屑瓦砾运至湖中，筑起长堤。堤宽约三丈，全长六百余丈。堤成，纤夫得以依堤背纤，大小船只在湖里航行就不再受风浪威胁，百姓均称便利。
李超琼筑堤，是件“顾怜“老百姓的事，不但在当地老百姓口中流传，而且有碑石为证。1997年5月，原属苏州郊区的金鸡湖水产养殖场划归园区后，园区除得到7.2平方公里水面的管辖权之外，还得到了一块刻有“李公隄”三个大字的石碑。石碑上没有题款，但字体饱满，章法稳重，笔意圆浑，似曾相识，使很多苏州人都猜想是经学大师俞樾的字迹。
俞樾并不仅仅题了“李公隄”三个字，还写过一篇六百字的文章专记始末。光绪十六年秋，葑门外金鸡湖上建成长堤的消息，传到曲园春在堂，俞樾老人十分激动。他联想到东汉的武都太守李翕和颂扬他的事迹的“西狭”、“郙阁”两处摩崖石刻。李翕这样地位的地方官一般是容易被历史遗忘的，但因为他在陇西高原和嘉陵江临江高崖的险绝地形上两次发起筑路工程，并且历尽艰险，获得成功，人们两次都把记载他的壮举的文字刻在了山崖之上，这才得以跨越千年，传至今日。俞樾想到，李公堤这样的利民好事，“作而不记，后世胡述？”于是写下《李公堤记》，并收在《春在堂杂文编五》中。
几年后，我又见到了李超琼的年谱和诗文集。他的诗文集《石船居古今体诗剩稿》中，有个“藤轩笔录”。他任职的元和县衙门是在苏州城里，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我初中读书的教室正是元和县衙署，庭院里也确有古藤椅株。“藤轩指的无疑就是元和县衙。当年，就在这古藤下，李超琼简要记录了修筑金鸡湖长堤的经过。那段记事的最后一句是：“绅耆沈国琛、张履谦乃匄俞太史樾为文以记始末，且名之曰李公堤。刊碑于其上，余滋愧已。”又提到勒石刊碑的事。这更使我相信“李公隄”碑上三个大字是俞樾手迹，而且推测：记载金鸡湖长堤始末的《李公堤记》六百余字，也有个当地百姓提议，派出士绅去曲园恳求墨宝，俞樾欣然命笔，题字并撰文，然后请工匠勒石刻碑的过程。记事碑上刻的应该也是俞樾的手迹。
大字碑犹在，记事碑在哪里呢？
砍柴娃子 县令本色
李超琼，字紫璈，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冬十一月二十日，生于四川直隶泸州合江县东乡中汇支大字湾宅内。他曾祖做过武官，官至“守备”，相当于一个团长。祖父曾为“国学生”（秀才）。不过，当李超琼来到世上时，家境已经非常窘迫，虽说薄有田产，但常常“以一日再食为难”。(引言出自《合江李公紫璈年谱》,下同。)父亲原本也是个读书人，但此时也只能靠耕地谋生。祖母去世时，还因为村上某人对墓地的归属有异议，只好无奈移葬他处。这个悲惨的故事，说明当时李氏家族在村里的社会地位也已式微。
李超琼是家里的老幺，七岁跟父亲读书，稍大就得跟着哥哥上山砍柴 。十八岁，李超琼就每天翻山越岭，到五十里以外的太平山去跟一个姓王的贡生读书。之所以这样舍近求远，是因为王贡生是他父亲的挚交，很知道李家贫穷，可以不计较学费，中午那顿饭收费也很少。
十九岁那年泸州旱灾，米价飞涨，东乡人纷纷外出逃荒，“里中十室九空，道殣相望”。李家连糠皮和野菜也“日难一饱”，但李超琼在那年通过县考，中了秀才。二十二岁那年父亲病故，因家贫，连准备寿衣和棺材都很勉强。二十四岁，他借了点钱到成都去“漂”，边做家教，边读锦江书院。他考过五次乡试，都未中举。
三十二岁，同治十三年一个夏日的清晨，他和一位表兄结伴离开家乡，途中吟诗一首：“鹿角溪头曙色苍，白沙江畔晓风凉。行人去家未半日，孤云回望空伥伥。炎炎六月黄尘恶。吾亲意逐征途长。功名拾芥亦何物，使我内问心悲伤。”明明知道离开家乡无非是为求功名，但这功名又有什么价值呢？他内心是充满矛盾和困惑的。
他远走东北，到沈阳一个同乡陈海珊手下当幕僚。陈海珊的职务是奉天边务观察，相当于四品道台，长年累月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与土匪和走私犯周旋。李超琼为陈海珊“襄理文案”，不久被授权管理安东县以南一个叫东沟的边陲小镇的税收事务。东沟镇是黑龙江边境的木材生产交易中心。李超琼常带着靖边营的骑兵稽查偷税抗税，扫荡土匪恶霸，并屡屡取得胜利，当年税款收入超过了之前两年总和的“十之四五”。直到晚年，他还深情怀念这段“腰间剑淬霜芙蓉，追随辽海多豪俊”的战斗生活。这一年，恰是他六十四岁人生的中途，因为终于找到了男人的自信，他开始留须。
三十四岁，李超琼“在职”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得中举人，获得了分到各省去做候补知县的资格。他通过向吏部呈请，经“掣签”（考核和抽签），被分发到江苏省。光绪十三年，他四十岁，终于当了溧阳县令。
县令，是封建社会基层政权的代表，集行政、教化、司法、劝农、征税诸权于一身，被视为“吏治之基”。老百姓尊敬时称他们“父母官”，鄙视时则称“芝麻官”。
四十四岁（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调苏州府，署（代理）元和县令。四十九岁（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与阳湖县（今宜兴）县令对调署理。五十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回元和县任。五十三岁（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调江阴县令。五十六岁（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任无锡县令。五十八岁（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调署吴县。六十岁（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任南汇县令。六十二岁（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调署上海县。六十三岁（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调任长洲县令。六十四岁（宣统元年，即1909年）卒于苏州乌鹊桥寓所。
李超琼一生，在苏州府下八个县邑任过主官（两次任元和县主官），两次考核“卓异”，四次受到嘉奖，但是始终没有离开县令的层次。
身先士卒 八临大灾
苏州，国之膏腴。在明清两代，它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东半球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向中央政府缴纳的粮食和税银占全国十分之一。晚清的太平天国战争对它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是摧毁性的。连苏州这样的鱼米之乡，也田野荒芜，遍地荆棘，鸡犬不留，浑似沙漠。这场战争以后，苏州的经济中心地位让给了上海。
李超琼到江苏，战争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乱后复业者，十仅五六”，“民间元气终未苏复”。李超琼主政过的八个县，所辖区域，到处桥梁废坠，河道淤塞，圩田垮塌，堤岸尽没，基础设施普遍极其脆弱。一旦“久晴久雨”，“农田皆失其利”，立刻会酿成重大灾荒。
作为一方主官，李超琼每任一县，主要精力都放在抗灾救灾和修复各地的基础性的公共设施上。这类事情是他为良知所逼而不得不去做的；实际上也是他唯一能做的；最终又是他被老百姓世代记住的理由。
李超琼任内，遇到的重大灾荒就有八次。每临大灾，他两事必为。
一是诚惶诚恐虔诚祈祷。每次都照例要随省、府领导到沧浪亭或城隍庙去筑坛祭天。更多的是夜深人静时，他独自一人的祷告。“每于夜中起祷，痛恨而泣，竟夕不寐”。祈天不灵时，李超琼便苛责自己，认为是自己的不虔诚，干扰了上天的和谐，贻害了百姓。深夜里“益心如焚”时，他又会用刀子往自己手臂上猛戳，再用刺出的血写成祭祀文稿，求请上天开恩，放老百姓一丝生机。
二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他总是“所至皆摒去趋从（随从），唯布鞋草笠，与田夫农夫蹀躞塍间”。他身体不好，“两足肿溃出水”，仍“未尝稍懈”。他脾气也坏，“动至郁怒伤肝，时而晕眩”。阳湖苦旱四十天，当地乡民“惮劳惜费”，犹豫徘徊，不敢决开东滆湖。李超琼当机立断，紧急聚集上千劳力，用三个日夜决湖放水，使得数万亩农田获救。南汇海啸，一夜死了数百人。当时的南汇民俗凉薄，是李超琼最看不惯的。灾害发生后，他“载槥（简易的棺木）糗粮（干粮），躬自收恤”，以一己的行动，带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南汇人民互助自救行动，甚至“浙湖沪上义赈，闻之咸来助赈”。南汇灾后“无一夫失所”。
斗智斗勇 顽强博弈
大灾过后，李超琼总是两头必争。
一头是向上申报，争取朝廷“发帑截漕”（拨款放赈，并蠲免每年照例向州县征收的漕粮），让百姓获得喘息机会。漕运，将东南地区的粮米通过水路，供应中央政府和军队，在明清两朝都是“一代大政”。它犹如一条绵长的抽血管，定期吸吮东南各省的民间脂膏，而且弊端丛生，积重难返。道光末年，苏州、松江两府甚至到了每完一石漕粮，实际要付出三石代价的地步。以受灾为由，争取“截漕”，是关系能否“纾解民力”的重大博弈。县令的奋力争取，就是向朝廷虎口夺食，就是断掉层层级级贪官墨吏和种种样样利益关联人当年的财路，真可谓刀刀见血。
光绪十三年溧阳旱灾，李超琼争取到当年漕粮全免。光绪十五年元和涝灾，争取到上级拨发的赈银六千两、银洋（当时刚开始在东南沿海流通）一千元，并且“应征漕白粮米概准蠲免”。光绪二十年阳湖大旱，李超琼的申报被藩司（主管钱粮和人事的省级衙门）驳回，后来经江苏巡抚协调，才算“可以奏销”。每次争取结果各有不同，但李超琼无一例外都会受到来自藩司的严重申饬。
必要的时候，李超琼甚至不惜用犯颜顶撞来抵制上级的过分搜刮，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端方任两江总督，提出要将附带征收的税额一概纳入正式税种。时任吴县县令的李超琼站出来说了“不”。他“沥陈（吴县）西山民生疾苦”，使得吴县“附征田四千八百亩”当年“不即入额。”
另一头是对付地方利益集团，防备他们“高下其手”，从中盘剥，侵吞灾民应得的救助。每个县历来都有大批吏役暗中包办赈灾事务，从中提成谋利，有的甚至“倚为世业”。李超琼在勘灾中，密察勤考，识破了许多作弊伎俩，使吏役们“惕然”，“忻然”，心惊肉跳，再不敢公开“以殃民为得计”。他的策略是逐一勘查，如实报荒。溧阳涝灾后，当李超琼考虑以涝灾中秧苗受损为由，向上申请缓征漕粮时，下属就报出了全县遭受水淹的秧田二十万亩的数据。李超琼认为不对，因为其中有三万多亩是水淹时还没有来得及莳秧的，不能算做秧苗损失。因为即使虚报成功，也只会让“书役、练保及区董等藉以自肥，官中厮仆亦得染指”，而广大灾户“鲜有实惠”。所以，他下令：“将荒田坐落丘叚、花户姓名，逐一开送清册”，“勘时同鱼鳞册（地图）携带前往”，以便“按图以索，虚实立见”。勘察结果 “必面为父老言之”，全部公开。凡有“虚捏者”，“立于惩责”。
芝麻小官 解民倒悬
县令李超琼的建树，主要是修补地方公用设施。这些工程和现在各地的现代化建设不好比，但在当时，无一不是全民动员的重大实事工程，无一不是解民于倒悬的民心工程。
公用设施应该是以政府财政为主投资建设的有形公共产品。清代财政在关系民生的公用设施建设上从来消极无为。加上清末列强勒索，官员贪腐，国库空虚，政府完全丧失了建设有形公共产品的能力。元和县的章练塘镇（现属青浦）就是一例，李超琼到任时，那里的市镇河道四十多年没有疏竣过，“市中淤塞既深，水仅盈尺”，“船之重载者不能入”、商船都“望而却步”，导致镇上“市面久已萧条”，镇外各港“亦多壅遏”，镇上两千多户人家饮水也发生了严重困难。
在国家积贫积弱，老百姓水深火热的时候，芝麻官李超琼凭他的勇气和智慧，竟屡屡使之稍得改善，所以人民记住了他。
仅元和一县，李超琼发起并完成的公共设施就有：苏州城东各官塘（葑门塘、相门塘、至和塘）、各驿道，金鸡湖长堤，车坊、沺径、章练塘等地的众多桥梁，甿字圩等防洪设施，章练塘、陈墓、白沙港、蔡泾等处的河道疏浚。
这些事虽小却实，本来都是根本不可能办成的。李超琼能办成，主要靠思路。其聪明处在于把赈济的财力和改善公用设施结合起来。金鸡湖里的李公堤，就是这个思路的代表性产物。李超琼筑堤用的是当年水灾的“赈余钱”，并且以工代赈，招来各乡灾民参加施工，为之记工，给以口粮。筑堤用的材料，则是战争中城里城外被毁民房的瓦砾。他利用救灾的机会搞建设；又利用建设的机会救济灾民，再利用救济灾民改善环境，一举而数得。“堤成而民便之”。
光绪十九年（1894年），李超琼又力排众议，利用庚寅（1891年）夏秋间“存县未缴”的“赈余之款”，在章练塘和陈墓两镇发起改善公共设施的工程，并取得了成功。开工时，“民夫踊跃”；竣工日，“农商大欢”。
两袖清风 一无所染
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十一日，李超琼走完了他的人生，当时他在长洲知县任上。那一天，他踏勘了一处修建中的马路和一所新落成的会馆，又为这座会馆与某商人争地的事进行过艰难的调解。当夜，便在乌鹊桥寓所无疾而终。
他身后萧条，“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敛”（几乎没钱安葬），跟他那个穷死在四川合江老家的父亲的结局几乎一样。封建时代，在苏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李超琼这个在江南膏腴之地担任过七个县令的人，竟“处膏不润”、“两袖清风”，的确是晚清鲜有的清官。
他好像真有点不合时令。为什么呢？有两个关于他“蛮不讲理”的故事，也许可以说明问题。
当时，“吴中私租之重，业户（地主）待佃（佃户）之苛”都到了极点。光绪十六年（1891）某日，元和县“某大绅”（大地主）绑着斜塘佃户姚银和来到县衙告官。大绅站在大堂上“聒聒不已”，声称“非严刑峻法，必长顽佃刁风”。县令李超琼当场沉下脸来，痛斥这位“大绅”的荒谬说法，使得“在座者皆失色”。佃户姚银和被当场松绑释放。地主不服气：“这哪行！这个乡下人刚才还撕了一张县政府的布告呢！”李超琼问：“你有证据吗？”那时候再有钱的人都不可能有录像设备。于是，李超清说：“既没有，就该让他走！”
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某日，也是在元和县，一个叫姚荣廷的木匠夹着一捆缫丝上街去卖，大概是他老婆在家偷着缫的。不幸被几个衙役盯上，一把抓住。当时私贩缫丝是犯法的。李超琼说：“不！你们仔细瞧瞧，这人的缫丝色泽偏暗，不是正品，算什么犯法？只有二十八两，又不是三、四十斤，算什么犯法？他只是在街上零卖，又没有出城长途贩运，算什么犯法？”说完，当即下令：“把丝还给他，立即放人！”收取杂捐的官员急得跳脚，叫嚷要向上控告。李超琼说：“我就是被人告了也在所不惜！”
当时这些事在坊间流传开去，都引得“物议哗然”。官场上，官员们都笑他“迂”； 社会上的地主绅士都说县令太“霸道”。即使是李县令的“相知者”，也无不替他为了区区几个素不相识的贱细草民，不惜得罪税务官员和富商大绅而捏着一把汗。
那么，佃户姚银和、木匠姚荣廷等等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会怎么看他们的县令呢？不见文字记载，但答案自明。
似诗非诗 悲愤情怀
诗言志。李超琼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我老想着找到他的诗文一读。李超琼毕竟不是职业文人，他的诗文著作很难觅。最早是在徐世昌编纂的《清诗汇》里有所发现。《清诗汇》汇集清代诗人6100余家，诗27000余首。李超琼入选诗不算少，竟也有八首。后来我还是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古籍馆找到了由潘昌煦辑成的《石船居古今体诗賸稿》。诗集从那个夏天早晨李超琼离开老家时吟唱的《里中早发》开始，收录了日后近三十年里他在各地奋斗谋生和游宦谋事中留下的诗作。《石船居古今体诗賸稿》分家山集、南来集、溧阳集、元和集等；另设藤轩笔录，记录要事。
李超琼于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两度在元和县任职，合计9年。署理元和县令和元和县令，是李超琼宦游生涯中的主要职务，所以元和集又分元和初集和元和后集。《石船居古今体诗賸稿》收录李超琼诗作超过四百首，其中约八十首作于元和任职期间。
从石船居诗稿看，李超琼对生活中的美的敏感，绝不输于一般诗人。一到苏州，他就被这座富庶而美丽的城市所吸引。《初至苏州》用六言古风唱道：“湖港纵横是路，帆樯起仆随风。客子轻舟乍泊，阊门灯火初红。吴语听犹隔阂，土风昔号清嘉。水上笙歌几处，宵深弦诵谁家？”
作为县令，他常常驾舟巡乡，有多首小诗，记载巡乡所见，写遍了斜塘、车坊、甫里、周庄、唯亭，黄天荡、吴淞江、金鸡湖、沙湖、阳澄湖。他每每都能抓住苏州水乡最美丽最动人的元素，以寄托自己的情怀。《回舟》写道湖上打渔人：“回舟迎夕照，汎汎在中河。寒日晚逾淡，沙湖风正多。一官终岁苦，双鬓兩年皤。输尔鱼蛮子，冲烟发櫂歌。”《舟行書所見》唱道：“谁家好茅屋，小筑枕湖壖。仄径过桥人，危亭隨岸偏。烟中疏密樹，门外去來船。雨意溟蒙里，真堪画辋川。”一次雨中过阳澄湖，一户渔家的生活，又触动了他的心：“天未雪，雨滿湖，寒烟贴水风浪无。残芦枯苇蔽舟路，掠船飞鸟時惊呼。渔翁一艇兼妻孥，儿童衣湿尤嬉娱。笑指官舫去來苦，令我对之心烦纡……”
在他笔下，一张普通的牛皮凉席（皮簟）都会触目惊心：“广南香簟香，生涼愈可愛。酣眠午不知，忽念农夫背。”
诗集中有更多的作品直接表达了他对农民的命运深沉的关切，这正是本文开头写到的金厍村妇女所说的那种“顾怜老百姓”的情怀。如，他在溧阳为官时作的两首同题七言绝句：“去年秋旱禾如毁，今岁春寒麦未舒。农事盼晴天又雨，深宵自责愧如何。”“初蚕戢戢不宜风，几日狂飙已半空。多少蚕娘中夜泣，那禁愁叹与民同。”作于在元和县任职时期的一组《潦农谣》专门反映元和稻农的困苦，其中两首说：“早稻生芽田又綠，晚禾入水浪翻黃。更闻高阜无全粒，愁說明荒又暗荒”；“北风猎猎寒刺骨，携镰下水行屡蹶。稼穑艰难我亦知，此情未見誰信之。”七律《病中喜雨》更是写出了他深厚的悯农情怀：“浓云低压午窗昏，檐溜潺潺彻耳喧。数強起時知我惫，再难缓处見天恩。臥看庭樹青于洗，梦绕畦秧綠滿村。自笑歌呼都未暢，病魔渐欲避诗魂。”
李超琼当然不是一般的诗人，他历任苏州府下辖八个县的知县或署理知县，是极富基层经验的“牧民之吏”。对封建的经济政治体制有更深的认识，在他的诗集中处处可见，以至于有人感觉他的诗有些不像诗。雨中过阳澄湖所见，引发了他对社会深层弊病的思考：“吴田兼并皆金夫，投牒催租旴及晡。连朝慰谕遍村野，补疮剜肉难为图。”有好友去阳羡（宜兴）赴任，他寄诗传授自己与如狼似虎的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君去苍赤有依凭，清节既比苦行僧。內慈母愛外威棱，制惡先监豺豹??。莫問官符大府憎，屣视銅印百可胜。”
晚年，有一首与乡里好友相互酬答的七古长诗，似乎在总结他自己的人生。他深情怀念当年在元和为官的日子，他说自己只是“热泪淒酸穷佃苦，雄心消沮长官衙。”写这首诗估计是在1998年。十九世纪即将过去，长夜将尽，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根据来自远在西南的家乡消息，“西望岷嶓云历乱”，那里已经乱象毕现。消息虽然零星，但他分明已听见“潇潇风雨鸡爭鸣”。此时，他虽然已老，只在“乌鹊桥南静读书”，但心里却在急切等待漫漫长夜的过去。
